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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况朝廷并不穷。

只是社学这事太过琐细，且牵涉甚广，许多地方官员连治下有多少人多少地都摸不清楚，更何况是让他们维持那么多社学的运转。

有时候朝廷要求严格些，他们便执行得认真些；朝廷要求一放松，他们便撒手不管了。

丘濬几十年没出京师，对外头的社学情况也不大清楚，比起具体的操作执行，他更擅长从宏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他颇为气闷地说道：“除去两京之外，十三道的社学大多荒废了吗？难怪我在《大学衍义补》里提的关于社学的建议，刘希贤他们一概不讨论。”

丘濬给的建议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社学负责传授并演习礼仪，定时挑选聪明机灵品行好的人来当“礼生”，谁家有红白事就让礼生前去主持，免得百姓只知道按照佛道两教来办事，忘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。

去年文哥儿看到这个的时候还说呢，红白事礼仪怎么演习，是练习拜堂还是练习出殡？

气得丘濬好几天不想理他（结果还是理了）。

反正丘濬还是想搞以礼治国那一套，从日常礼仪做起，力求从方方面面规范所有人的行为。

他构想的这“礼生”，听着就类似于官方培训出来的民间司仪，帮不太懂怎么操持的老百姓主持婚礼以及丧礼。

想法是挺好的，不过想想进社学的都是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就算学个几年也是没满二十岁的毛头小子。他们说要去帮人主持红白事，人家真的会让他们进门吗？

文哥儿把自己的想法和老丘讲了。

刘阁老他们不讨论这事儿，说不准不是因为社学全荒废了呢？

文哥儿道：“我看可以每旬趁着小孩子不上课开个老年班，叫老人去当礼生，人德高望重的，说的话大家都爱听。还有那些闲居家中的致仕官员、闲住官员，也邀他们在乡里搞搞讲座，他们当了那么多年官，肯定什么都懂的，合该发挥发挥余热！”

所谓的闲住官员，就是被免职或者告病不去赴任、从此关起门来当起了家里蹲的官员。

像那庄定山、陈白沙，还有那个桑悦，都是干着干着觉得当官没意思或者没有上升空间，决定回家当个悠哉闲人去。

提到这些人，丘濬也是很是不满，觉得他们一天到晚沽名钓誉，根本不为朝廷和百姓做贡献（桑悦那种刚出仕就被人误写成退休年龄的可怜人除外）。

文哥儿见丘濬有些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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